近幾十年來，全球農業系統與食品加工業經歷了深刻的轉型。伴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與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外出就餐與外賣服務需求持續增長，推動了精制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食物、高糖飲料及動物源性食品在居民膳食結構中的比例顯著上升。這種結構性變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群陷入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困境：一方面，超重、肥胖及相關慢性病問題日趨嚴峻。2021年全球數據顯示，超重和肥胖人數已攀升至26億；在中國，6～17歲兒童青少年肥胖率高達7.9%，較2002年增長超過5倍。另一方面，由糧食安全與膳食可負擔性不足所引發的饑餓及營養素缺乏問題依然存在。根據《2024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2023年全球仍有約23.3億人面臨中度或重度糧食不安全，超過28億人難以負擔日益上漲的健康膳食成本。
中國傳統膳食模式以谷類食物為主。改革開放以來，食物供給體系逐步轉向市場主導的多元化模式。居民收入提升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從以主食為主，向肉、奶、蛋、水產品等優質蛋白占比顯著提高的方向轉變，膳食選擇日趨多樣，但結構性不平衡問題也日益凸顯。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食物資源分布不均的制約，城鄉居民膳食結構存在明顯差異。與此同時，各類超加工食品憑借其強烈的感官刺激與食用便利性廣受歡迎，高脂肪、高糖、高鈉食品消費量持續上升，推動居民膳食結構整體向“高能量密度”方向轉變，逐漸偏離了膳食平衡與多樣化的科學要求。這一負面趨勢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中呈現出復雜且不均衡的分布特征。獲取安全、營養的食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食物環境與食物選擇、膳食質量及健康結果密切相關，構建公平、健康、可持續的食物環境，不僅關乎個體健康福祉，更是落實“健康中國”戰略、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
“食物環境”是指個體周圍影響其食物選擇與消費行為的所有外部物理、經濟、政策和社會文化因素的總和，涵蓋食物的可得性（是否存在）、可及性（能否方便獲?。⒖韶摀裕▋r格是否合理）以及可取性（信息、營銷、規范與文化是否支持健康選擇）等多個維度，不僅包括社區周邊食品店的空間分布與質量，也涉及食品的價格體系、廣告營銷、營養標簽、政策法規以及深植于社會的飲食文化與習慣。
近年來，伴隨城市化與市場化的快速推進，我國食物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在豐富供給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空間規劃與基礎設施布局不均衡。健康食物資源在城鄉、區域甚至城市內部分布失衡。在城市地區，部分社區，尤其是老舊城區或低收入聚居區，新鮮蔬菜水果零售點稀缺，居民不得不依賴便利店與快餐店獲取食物，健康選擇受限。在學校、醫院、交通樞紐周邊，高糖、高脂、高鹽的廉價超加工食品銷售點往往過度集中，對兒童、青少年及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構成威脅。在農村地區，盡管市場發展拓寬了食物獲取渠道，但健康食品的穩定供應、品質保障與多樣性仍是明顯短板。這種基于地域和經濟發展梯度的食物環境分化，深刻地影響著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健康膳食實現。
第二，健康膳食的經濟可負擔性不平等。新鮮蔬菜水果、全谷物、優質蛋白質等健康食品的價格相對較高，使得遵循膳食指南推薦的飲食模式日均成本顯著高于不健康飲食模式。這對于低收入家庭構成了實質性經濟壁壘。相反，能量密度高但營養質量低的超加工食品往往價格低廉、耐儲存且食用方便，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成為替代選擇，致使高收入家庭能夠享受多樣、均衡的膳食，而低收入群體則被推向不健康的飲食選擇。健康膳食異化為某種意義上的“奢侈品”，加劇了健康不平等。即使在健康食品物理上可得的社區，高昂的價格也可能將其排斥在普通居民的日常選擇之外。
第三，數字化浪潮下面臨的新挑戰。線上食物零售與外賣平臺的興起，在提升便利性的同時，也重塑了食物環境的格局。虛擬空間充斥著精準、誘導性的食品營銷，例如，針對兒童青少年的節目中，高糖、高脂的零食飲料廣告占據主導，頻繁接觸會顯著增加兒童的不健康零食攝入。更為隱蔽的是基于用戶歷史消費偏好而非營養需求的算法推薦系統，容易將消費者禁錮于不健康的“信息繭房”中，不斷強化其既有偏好。此外，線上餐飲普遍存在“重口味、輕營養”的傾向，且餐食營養成分標識不清晰，進一步阻礙消費者做出健康的飲食選擇。
第四，跨部門協同治理機制不健全。食物環境的建設涉及農業、市場監管、商務、衛生健康、自然資源與城鄉規劃等諸多部門。各部門政策目標、管理范疇和工作重點各異，缺乏強有力的頂層協調機制，容易導致政策“碎片化”。例如，城市規劃可能未將健康食物零售作為必需公共服務設施納入標準，市場監管側重于食品安全事后處罰，而對不健康食品的前端營銷限制不足，健康教育部門的營養知識傳播，可能因不健康的食物環境而效果打折。部門間數據共享不暢，難以形成政策合力以應對復雜的挑戰。
為構建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續的食物環境，建議從以下幾方面推進相關治理工作：
第一，完善法規與標準體系，強化跨部門協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健康中國行動》等現有框架下，制定健康食物環境建設與管理指南，明確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責任。例如，建立覆蓋城鄉的“健康食物環境評價體系”，并將其納入“健康城市”“鄉村振興”的建設框架中。打破部門壁壘，形成目標一致、分工協作、信息共享、聯動執法的工作機制。
第二，優化食物供給的空間規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國土空間規劃、城市更新及社區建設中，保障菜市場、社區生鮮店、平價超市等健康食物零售網點的建設用地與空間。通過土地優惠、租金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激勵商業主體向這些區域投資布局。推廣“農超對接”“社區支持農業”“訂單農業”等模式，縮短從田間到餐桌的鏈條，倡導食物消費的在地化、當季化?？刂茖W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周邊不健康食品銷售點的密度與營銷活動。
第三，增強健康食物的經濟可及性，減少消費壁壘。讓健康飲食變得可負擔是促進公平的核心。例如，可以針對低收入家庭、學生、老年人等特定群體，發放可用于購買新鮮蔬果、全谷物等健康食品的“營養補助券”。對健康食品的生產、流通環節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以降低終端價格。擴大現有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餐食質量與覆蓋范圍，并考慮向城市低收入、流動人口家庭學生延伸。發展普惠性的社區食堂，為老年人等重點人群提供健康價廉的餐食服務。
第四，強化食品信息監管，創造清朗的數字環境。加強對食品廣告，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的廣告監管，限制高糖、高鹽、高脂食品的不當營銷。推行更直觀的食品包裝正面標識制度（如“紅綠燈”顏色編碼或星級評分），方便消費者快速識別產品的營養優劣。要求大型外賣平臺及在線餐飲服務提供者標注餐食的主要營養成分（如能量、脂肪、鹽、糖含量），設置“健康優選”篩選功能，減少向用戶過度推薦不健康食品。
第五，加強全民食物與營養教育，提升公眾素養。將食物與營養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設立相關課程與實踐，培養兒童青少年認識食物、選擇食物、制作健康餐食的能力。開展“全民營養周”“三減三健”（減鹽、減油、減糖，健康口腔、健康體重、健康骨骼）等科普活動，傳播膳食指南知識，弘揚“食物多樣、谷類為主”的優良傳統飲食文化。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院等場所開展個性化的營養咨詢與指導。
第六，推動形成多方參與、社會共治的長效機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導、企業負責、行業自律、公眾監督、科技支撐的社會共治體系。鼓勵和引導食品生產企業改進配方、優化產品結構，減少不健康成分，履行清晰的標簽標識責任。支持行業協會制定更嚴格的健康生產標準。鼓勵社區、學校、企業創建健康食堂。發揮媒體、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監督作用，曝光不良營銷行為，宣傳優秀案例，營造關注營養、追求健康的社會氛圍［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2203204），江南大學食品安全與國家戰略實驗室開放型課題2025-004中期成果］。
（鐘穎琦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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